美国为什么会低估中国的发展能力？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年，最近又被一段有关华裔的网络评论带出了新的角度。

有自称美国本土人士的网友提出一个观点，美国长期接触部分在美华裔，看到他们习惯适应美国社会的规则，便误以为中国人面对外部压力时，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。

等到中国不断突破技术限制、产业实力持续增长，美国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出了偏差。

一、由华裔引出争议，由身份看清偏见

2024年11月22日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人事任命，华裔人士亚历克斯·黄将出任总统助理兼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。

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外交、安全及相关政策的协调工作，能够进入这一层级，意味着亚历克斯·黄已经跻身美国国家安全决策的重要岗位。然而，任命过去不到半年，白宫就出现了人事调整。

2025年5月1日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迈克·沃尔兹离开原岗位，国务卿鲁比奥临时接任国家安全顾问职务。与沃尔兹共事的亚历克斯·黄，也在这一轮调整中离开了原有岗位。

此前，沃尔兹因使用Signal通信软件讨论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，并将媒体人士错误加入群聊而陷入争议。国家安全团队随后发生变动，引起美国媒体关注。

在美国政治环境中，一个具有中国血缘背景的人，即便长期服务于美国政府，也不一定能够摆脱围绕身份和政治忠诚的议论。有人根据他的对华政策立场评价他，也有人直接从族裔背景出发提出质疑。

对一名政府官员，当然可以批评他的政策选择。可如果因为他具有华裔身份，就认为他的政治立场必然受到血缘影响，这已经偏离了正常的政策讨论。

2022年2月23日，美国司法部宣布结束此前以“中国行动计划”为名称的执法安排，改用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对机制。

美国司法部官员在公开讲话中承认，该计划引发了民权团体的担忧。批评者认为，其实施方式可能助长对华裔的偏见，使具有中国血缘背景的人受到不公平怀疑。

这件事说明，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，曾经把国家安全问题与族裔身份联系得过于紧密，以至于自己的司法部门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有关做法。

再看2024年8月6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华裔美国人调查。研究人员访问了1617名华裔美国成年人，发现受访者对自身身份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。

其中，53%的人通常将自己称为华人或华裔美国人，34%的人更习惯使用亚裔美国人或亚洲人的称呼，还有8%的人主要使用美国人这一身份。

二、把个案当作中国，把限制当成终点

2018年3月22日，美国政府宣布依据所谓“301调查”采取对华贸易措施，涉及加征关税、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

从当时美国政府公布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到，航空航天、信息通信技术和机械等产业已经受到特别关注。

这说明，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。相反，美国已经注意到，中国正从传统制造业向更高技术层次迈进。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制造业深度参与全球分工，国外企业提供部分核心设备和技术，中国企业负责大量生产、加工和配套环节。

美国在一些高端领域掌握明显优势，也因此拥有影响相关产业发展的能力。​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，并没有停留在这个阶段。

随着产业规模扩大，中国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，培养出大量工程技术人员，上下游供应链也越来越完善。原本需要从国外采购的部分设备、材料和零部件，开始有了更多国产选择。​

美国对部分高端技术和设备实施出口管制，确实给中国有关企业制造了困难。但这些限制没有让中国放弃相关技术研发，反而促使更多企业重新审视关键环节对外部供应的依赖。

对一家普通企业来说，采购不到原有设备，就要寻找替代供应商；没有现成方案，就需要调整产品设计和生产流程。这些工作很复杂，也需要承担成本与风险，但不会因为国外停止供货，就自动失去继续发展的可能。

一名身在美国的华裔，为了保住工作、获得社会认可，可能选择适应当地规则。这样的选择有其个人处境，不能简单评价。

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国内市场、完整工业体系和长期产业规划的国家，面对的不是某个人能否得到雇主认可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国家的产业安全和发展空间。​

三、从工厂读懂实力，从数字看见崛起

2026年10月19日，国家统计局公布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71071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4.6%。

其中，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.5%，较第二季度的4.3%有所回升。

2026年前三季度，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.3%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.2%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.3%。

2026年10月20日，国家统计局进一步公布工业经济运行分析，前三季度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.2%，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8.0%。

同期，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23.3%，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9.1%。

如果一家企业只能购买设备进行组装，遇到外部供应变化时，调整空间确实有限。可当一个国家逐渐建立起更丰富的设备制造和零部件供应体系，其应对风险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。

中国目前仍然需要在部分高端产业环节继续突破，但越来越多的生产能力和配套资源已经在国内形成，这为企业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更新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
美国如果仍然用过去的产业分工模式判断中国，自然容易低估这种变化。

2026年10月14日，海关总署公布，中国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9.94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8.8%。其中，出口23.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6.4%；进口16.74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2.3%。

同期，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6.84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2.7%，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。中国越来越多地通过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，增强应对外部贸易风险的能力。

美国能够改变自己的关税安排，却无法代替其他国家决定商品采购需求。美国能够限制部分技术出口，也无法让中国已经形成的制造业基础消失。

当然，外贸增长不意味着所有企业经营都没有压力。国际市场竞争、外部政策变化以及部分产业的利润压力，仍然是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。

但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没有困难才取得进步的。恰恰是在解决具体困难的过程中，企业积累技术，产业扩大规模，新的增长领域逐渐形成。

美国过去观察中国，经常把注意力放在国外技术、国际资本和出口市场的作用上，却容易低估中国自身积累的产业能力。

中国能否继续发展，不仅取决于外部是否提供便利，还取决于国内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、工业企业、基础设施和市场需求。

一名华裔官员的政治立场，代表不了中国人的共同选择；一部分海外移民的生活态度，也无法说明中国面对外部竞争时会采取什么政策。

美国可以研究海外华裔的意见，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国。但如果始终从个体经验出发，忽略中国的产业结构、国家利益和实际发展能力，最终得到的判断就可能与现实相去甚远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战略判断出了偏差，责任应当由制定政策、作出决策的人承担，而不是推给某个族裔群体。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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